择生与择死

中华民族,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,亦活在那些杰出的死里。五千年积淀的绝非只是出土的竹筒,而是这中国式的生命。
同是中华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“的杰出人物,为什么屈原与司马迁,一个要死,一个却不惜带辱而活?
后世一直将屈原定位为“爱国诗人”值得商榷。
我以为,这忽视了他作为“政治家“的一面。这个偏差或许有些故意。后人出于不平,以为楚国那样的昏君,不值得屈原去忠于和报效?殊不知“政治”也是一种“理想”。政治家与政客不同,正是由于前者是献身的别无选择,后者却是投机的。身为楚臣,三闾大夫,楚国的高级官员和决策大臣,他不能随楚国蒙受亡国的事实。
仅作为一个诗人,即令“国破山河在”,亦不必去死。诗人以“诗”爱国和救国,他可以行吟,可以留作“薪火传人”。但三闾大夫必须沉江。屈原的这种“相始终”的精神,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失败时惟一的坚持。他是把对政治的责任放在“诗人”之上的。这才是屈原对自己的定位。
诗人的事业,可以不与某一个具体的朝廷和君王相联系,相始终。屈原的这种始终精神,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不可挽回的狂澜,惟一的坚持。
冯友兰说过,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西方没有的精神,这就是当一个人认为他不能够拯救国家时,为了不在内疚中偷生,便选择赴死。
“人生自古谁无死?”“生当作人杰,死亦为鬼雄。”中国自己古已有确认之标志。虽然“哀莫哀兮生别离”,已将生死滋味体会尽致。但是,主动迎接死亡,“在不可选择中进行选择”的精神依然确立。可以讲,中国的高人志士们,在求生不能的时候,亦很重视死之权利。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信念完整地活下去,不如选择死亡。将死看作一种意志与尊严的使命。
屈原即是著名的范例。他是不会要等到敌国军队进入,将他抓获再受辱而死去的。在他认为羞辱他就是羞辱楚国,他要选择死,一种自由的,高尚独立的死,头戴巍峨之冠,身着兰草香服,悲吟着,高歌着,徜徉在汨罗江畔,饱览他所挚爱的山河大地,从容如归地赴死。
死的原因不是“诗人”的,死的方式,却是诗人的。政治家只要死得其所和旗帜鲜明,诗人却要死得美,死得如其所吟,死得浪漫。
我们何不理解为: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,紧紧地拥抱着诗的理想而去的。这死,亦是一种决裂,与以往从事的“政治”决裂,与终生所爱的诗章同归。这是历代美的理想之追求者的最好结局。
死可以明志,生,却可以践志。当死临到司马迁的头上时,他选择生。一种令肉体与精神,令自己与亲友都极度痛苦的生——接受宫刑。司马迁是一朝为官,只因他出于公正之心,为李陵辩护,开罪于皇帝。假如就为此而死,亦不失为一位直谏烈臣。但司马迁为自己的规定的人生使命却不是仅仅如此。他要完成千古史记,中国的第一 部非官方记载的历史文学。
既有了帝王家的史官,却执意要做民间第一史家。当时虽没有明文不许平民“写史”,但司马迁此举引起了当朝的监视与怀恨,这明明是一种冲破思想牢笼与真相禁锢的叛逆之举!司马迁选择“受刑”弃政从文。正是这毅然之举使司马迁从匍匐于地的殿臣中站立出来,超越了所谓君主,将他的事业和人生寄托,从当朝君主的体系中分离了出去,此可谓:弃一帝而得天下千秋!这是何等勇敢与崇高的一步啊!他为自己的定位从朝臣转为民间第一史家了。
择生与择死的思考,构成一个人、一个民族隆起的脊骨。没有这样伟大的设计,是没有伟大的人和伟大的民族的。

(文/若虚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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