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是生而“在世界之中”的。“在世界之中”存在，必与物杂然相处，与物杂然相处，则心逐于物，多为物所牵，功名利禄嗜欲牵吾心陷溺于物。外在世界，物物缘缘相生，遵从因果规律，吾人心陷溺于对物的执著中，必遵从缘缘相生、因果之必然法则。遵循因果之必然，而无反躬自问我之为人之意义，则我之为我必是物物缘缘相生之我，是一易陷溺入物中而不知自拔、自振之我。这种不知自振之我，从人之为人的角度而言可以说是沦丧之我也，是一不知人之为人的充分条件的我。这正如海德格尔在《存在与时间》中所分析的那样：“此在首先与通常寓于它所繁忙的‘世界’。这种‘混迹于……’多半有消失在常人的公众中这一特性。此在首先总已从它自身脱落，即从本真的能自己存在脱落而沉沦于‘世界’。”常人多从自己本真的存在中脱落，陷溺于外在物物缘缘相生纷乱之烦中。
人生而在世界中存在的这一特征，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吾人是生而陷溺于对物的执著中的，是不知存在真意的物欲之我，是不知存在意义之我。所以，在此意义上，基督教认为“人生而有罪”。基督教这一“人生而有罪”的箴言，充分标识出吾人生而陷溺于外物的存在特征，标识出吾人生而陷溺的昏蔽特征。
吾人生而陷溺于物中而不自知，则吾人于世之存在，则是不知生命意义的昏昏噩噩之存在，是没有君子仁义之心的类似于禽兽的功利之存在。陷溺于物中而不自知，则吾人于世的学术活动不是陷入末流卑俗中，就是人云亦云的观念叠加之俗学，是没有进入真理之路的“意见”之学，是囿于经验的“闻见”之学，而非“真理之路”上的真知灼见，非澄明的德性之知。对于这种陷溺于物中而不自知的类似禽兽的功利之存在，对于这种人云亦云的观念叠加俗学，中西哲人皆持一种抽身而返的拒斥态度。这些哲人，对生命“惟精惟一”的追求持久贯一，执著于探求吾人生命存在的真实根基，执著于从物欲的纷嚣中剥离出吾人之为人的存在根基。
对于吾人陷溺于物而不自知的人云亦云的观念叠加之俗学，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将其斥为意见之学。他认为，在我们的认识道路上有两条途径：一条是真实的真理之路，一条是虚妄不实的意见之路。而只有走上真理之路，我们的思才能真正把握世界的真实本质，达到思与在的合一。只有在真理之路上，意识才能克服自己虚妄不实的缥缈，达到对世界本质的拥有。
中国儒家先贤，惧人生陷溺物中而不知自拔，惧人与禽兽相去不远而坠入禽兽般只知私利的陷溺中，特将仁义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地位高高标识出来，主张在义与利之间应重义而轻利。
孟子曰：鱼，我所欲也；熊掌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生，亦我所欲也；义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主张人之为人应能从私利的陷溺中超拔出来，以仁义为吾人存在的生命志向，从而走上一条与禽兽有别的君子之路。
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。庶民去之，君子存之。舜明于庶物，察于人伦，由仁义行，非行仁义也。
主张吾人为学应从这种物的陷溺中返身而出，将吾人放纵于物欲的心，收在自家腔子里，以明仁义。
万物皆备于我矣，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焉。强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。
仁,人心也；义,人路也。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！人有鸡犬放，则知求之，有放心，而不知求。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中西哲人之哲学努力，在一定意义上皆可以说是对吾人这种心陷溺于物的“抽身而返”，是将吾人从不知人之为人的迷茫中超拔出来的学问。从对外在物的世界的陷溺中超拔出来，将吾人之心立于何处，这也是中西哲人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。
在柏拉图哲学中，这位西方哲人将我们人类存在的根基定为“善的相”。认为，“善”与其他“相”不同，不在于它是一个相，而在于它至高无上，是万有的本原。万物是从这个“相”中得到它们那种看起来不错的共同状态。所以，在柏拉图的哲学中，吾人在世之首务就在于认识这个善的相。
在孔子哲学中，孔子将人类生命存在的根基定为“德与仁”：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。
孟子承继孔子仁义思想，主张吾人应从物的陷溺中抽身而返，立于吾人性命中固有的“四德”:
恻隐之心,人皆有之；羞恶之心,人皆有之;恭敬之心,人皆有之;是非之心,人皆有之。恻隐之心,仁也;羞恶之心,义也;恭敬之心,礼也：是非之心,智也。仁义礼智,非由外铄我也,我固有之也,弗思耳矣。故曰：求则得之,舍则失之。以此四德为吾人存在的根基，为吾人之为人的充分条件，以实现人类不同于禽兽的文化生命特质。
中西哲人这些为解决吾人安身立命根基的哲学努力，皆促进了中西哲学在关于人之为人意义的思想发展与完善，为当时及后世人类摆脱物欲之奴役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千年后，阳明秉承孔孟仁义良知精神，针对明代朱子之学愈加趋于支离之弊端，大倡简易良知之学，为中国儒学在明代找到了最好的“日新复日新”的精神生发根基。
人类精神文明的绵延传承，非是简单地将先贤思想生搬硬套地用于当时，对先贤思想的继承，必经历当时个体生命持久磨难后的坚忍努力，先贤精神之圣火才能在当时之时代，在个体生命的形式中以最生动的方式传承下来。阳明良知思想，便是阳明经历千死百难的生命磨难后，生命脱离虚浮的一种最真实的生命灿出。阳明良知思想的提出，可以说是阳明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生命的艰苦剥离后，对先贤精神的一种最真实的承继，是中国儒学精神在明代的一种最好的体现方式。
那么，阳明又是如何步入对先贤真实精神的继承呢？
阳明早岁即知崇尚圣学，曾反对塾师关于登第读书为第一等事的观点，认为“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，或读书学圣贤耳”。青年时期谒当时名儒娄谅，对其“圣人必可学而至”的观点很是赞同，并立成圣成贤之志。但怎样成圣成贤，以何处为起点才能进入圣贤之大道，却是阳明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生命磨砺而苦苦探寻的。这十几年生命磨砺的过程，对阳明来讲可以说是一个浮华剥尽、真实绽出的成圣成贤的心灵历程。
对于阳明进入圣学大道前的生命磨难，其好友湛甘泉与其弟子钱德洪有“五溺”与学前三变说。
湛甘泉在为阳明所作的墓志铭中称：初溺于任侠之习，再溺于骑射之习，三溺于辞章之习，四溺于神仙之习，五溺于佛氏之习，正德丙寅始于圣贤之学，会甘泉子于京师，语人曰：“守仁从宦二十年未见此人。”甘泉子语人亦曰：“若水泛观四方，未见此人。”遂相与定交讲学，一宗程氏“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”之指。
钱德洪认为，阳明入圣学经历了三个变化阶段：先生之学凡三变，其为教也亦三变。少之时驰骋于辞章，已而出入于二氏，继乃居夷处困，豁然有得于圣人之旨，是三变而至于道也。
尽管二人在阳明何时真正步入圣学问题上，所持观点有所不同，但“五溺”说与学前三变说，皆真实说明了阳明在入圣学之前生命的艰难历程，说明了阳明良知之学从习染中剥离而出的艰难性。
对于阳明何时真正进入圣贤之学，我们认为应从阳明戊辰（1508年）龙场悟道开始算起。当然我们也不否定湛甘泉“五溺”说中的观点，认为阳明是在丙寅（1506年）后才“一变至道”而归于圣贤之学的，但我们认为丙寅只能是阳明入圣贤之道的一个重要的契机，其本身尚不能认定为是阳明真正坚定不移地步入圣人之道。阳明真正步入内心明觉、大明圣人之道的年代应定为戊辰龙场悟道，这可以从阳明个人的具体论述中找到明确的佐证：（自龙场始）始知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向之求理于事物误也。
他还说：吾良知二字，自龙场以后，便已不出此意，只是点此二字不出，与学者言，费却多少辞说，今幸见出此意，一语之下，洞见全体，真是痛快！阳明从早年就崇尚圣学，又经历各种千辛万苦陷溺之磨难，至龙场才大悟圣人之道“吾性自足”。故分析一下阳明在贵州龙场的具体生存处境，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其良知的剥离过程与良知思想真正的原初意义。
武宗正德元年丙寅，阳明因得罪宦官刘瑾，被谪至贵州龙场。正德三年春，阳明三十八岁至贵州龙场，在龙场大悟格物致知之旨，大悟圣人之道“吾性自足”。
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，蛇虺魍魉，蛊毒瘴疠且与当地人语言不通。阳明被黜于此，可以说是摆脱了以往“在世界之中”的关系之拘，独自与恶劣的环境相对。在这一恶劣的环境中，繁华喧嚣的世界离我远去，惟剩下孤独的个人存在与沉默的自然存在。天地自然亘古如此，惟我这一有限的存在与其相对。“在世界之中”之被缚、被役皆远遁，源于“在世界之中”的他、她、它之牵滞亦运遁。虽远遁，我之生命仍然强烈地存在。所以王阳明说：
“得失荣辱皆超脱”，惟觉生死一念尚未化，乃为石墩自誓曰：“吾惟俟命而已！”日夜端居澄默，以求静一；久之胸中洒洒。……因念：“圣人处此，更有何道？”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……始知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向之求理于事物误也。
(文/高予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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