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是生而“在世界之中”的。“在世界之中”存在,必与物杂然相处,与物杂然相处,则心逐于物,多为物所牵,功名利禄嗜欲牵吾心陷溺于物。外在世界,物物缘缘相生,遵从因果规律,吾人心陷溺于对物的执著中,必遵从缘缘相生、因果之必然法则。遵循因果之必然,而无反躬自问我之为人之意义,则我之为我必是物物缘缘相生之我,是一易陷溺入物中而不知自拔、自振之我。这种不知自振之我,从人之为人的角度而言可以说是沦丧之我也,是一不知人之为人的充分条件的我。这正如海德格尔在《存在与时间》中所分析的那样:“此在首先与通常寓于它所繁忙的‘世界’。这种‘混迹于……’多半有消失在常人的公众中这一特性。此在首先总已从它自身脱落,即从本真的能自己存在脱落而沉沦于‘世界’。”常人多从自己本真的存在中脱落,陷溺于外在物物缘缘相生纷乱之烦中。
人生而在世界中存在的这一特征,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吾人是生而陷溺于对物的执著中的,是不知存在真意的物欲之我,是不知存在意义之我。所以,在此意义上,基督教认为“人生而有罪”。基督教这一“人生而有罪”的箴言,充分标识出吾人生而陷溺于外物的存在特征,标识出吾人生而陷溺的昏蔽特征。
吾人生而陷溺于物中而不自知,则吾人于世之存在,则是不知生命意义的昏昏噩噩之存在,是没有君子仁义之心的类似于禽兽的功利之存在。陷溺于物中而不自知,则吾人于世的学术活动不是陷入末流卑俗中,就是人云亦云的观念叠加之俗学,是没有进入真理之路的“意见”之学,是囿于经验的“闻见”之学,而非“真理之路”上的真知灼见,非澄明的德性之知。对于这种陷溺于物中而不自知的类似禽兽的功利之存在,对于这种人云亦云的观念叠加俗学,中西哲人皆持一种抽身而返的拒斥态度。这些哲人,对生命“惟精惟一”的追求持久贯一,执著于探求吾人生命存在的真实根基,执著于从物欲的纷嚣中剥离出吾人之为人的存在根基。
对于吾人陷溺于物而不自知的人云亦云的观念叠加之俗学,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将其斥为意见之学。他认为,在我们的认识道路上有两条途径:一条是真实的真理之路,一条是虚妄不实的意见之路。而只有走上真理之路,我们的思才能真正把握世界的真实本质,达到思与在的合一。只有在真理之路上,意识才能克服自己虚妄不实的缥缈,达到对世界本质的拥有。
中国儒家先贤,惧人生陷溺物中而不知自拔,惧人与禽兽相去不远而坠入禽兽般只知私利的陷溺中,特将仁义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地位高高标识出来,主张在义与利之间应重义而轻利。
孟子曰:鱼,我所欲也;熊掌,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,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生,亦我所欲也;义,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,舍生而取义者也。主张人之为人应能从私利的陷溺中超拔出来,以仁义为吾人存在的生命志向,从而走上一条与禽兽有别的君子之路。
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。庶民去之,君子存之。舜明于庶物,察于人伦,由仁义行,非行仁义也。
主张吾人为学应从这种物的陷溺中返身而出,将吾人放纵于物欲的心,收在自家腔子里,以明仁义。
万物皆备于我矣,反身而诚,乐莫大焉。强恕而行,求仁莫近焉。
仁,人心也;义,人路也。舍其路而弗由,放其心而不知求,哀哉!人有鸡犬放,则知求之,有放心,而不知求。学问之道无他,求其放心而已矣。中西哲人之哲学努力,在一定意义上皆可以说是对吾人这种心陷溺于物的“抽身而返”,是将吾人从不知人之为人的迷茫中超拔出来的学问。从对外在物的世界的陷溺中超拔出来,将吾人之心立于何处,这也是中西哲人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。
在柏拉图哲学中,这位西方哲人将我们人类存在的根基定为“善的相”。认为,“善”与其他“相”不同,不在于它是一个相,而在于它至高无上,是万有的本原。万物是从这个“相”中得到它们那种看起来不错的共同状态。所以,在柏拉图的哲学中,吾人在世之首务就在于认识这个善的相。
在孔子哲学中,孔子将人类生命存在的根基定为“德与仁”: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。
孟子承继孔子仁义思想,主张吾人应从物的陷溺中抽身而返,立于吾人性命中固有的“四德”:
恻隐之心,人皆有之;羞恶之心,人皆有之;恭敬之心,人皆有之;是非之心,人皆有之。恻隐之心,仁也;羞恶之心,义也;恭敬之心,礼也:是非之心,智也。仁义礼智,非由外铄我也,我固有之也,弗思耳矣。故曰:求则得之,舍则失之。以此四德为吾人存在的根基,为吾人之为人的充分条件,以实现人类不同于禽兽的文化生命特质。
中西哲人这些为解决吾人安身立命根基的哲学努力,皆促进了中西哲学在关于人之为人意义的思想发展与完善,为当时及后世人类摆脱物欲之奴役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千年后,阳明秉承孔孟仁义良知精神,针对明代朱子之学愈加趋于支离之弊端,大倡简易良知之学,为中国儒学在明代找到了最好的“日新复日新”的精神生发根基。
人类精神文明的绵延传承,非是简单地将先贤思想生搬硬套地用于当时,对先贤思想的继承,必经历当时个体生命持久磨难后的坚忍努力,先贤精神之圣火才能在当时之时代,在个体生命的形式中以最生动的方式传承下来。阳明良知思想,便是阳明经历千死百难的生命磨难后,生命脱离虚浮的一种最真实的生命灿出。阳明良知思想的提出,可以说是阳明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生命的艰苦剥离后,对先贤精神的一种最真实的承继,是中国儒学精神在明代的一种最好的体现方式。
那么,阳明又是如何步入对先贤真实精神的继承呢?
阳明早岁即知崇尚圣学,曾反对塾师关于登第读书为第一等事的观点,认为“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,或读书学圣贤耳”。青年时期谒当时名儒娄谅,对其“圣人必可学而至”的观点很是赞同,并立成圣成贤之志。但怎样成圣成贤,以何处为起点才能进入圣贤之大道,却是阳明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生命磨砺而苦苦探寻的。这十几年生命磨砺的过程,对阳明来讲可以说是一个浮华剥尽、真实绽出的成圣成贤的心灵历程。
对于阳明进入圣学大道前的生命磨难,其好友湛甘泉与其弟子钱德洪有“五溺”与学前三变说。
湛甘泉在为阳明所作的墓志铭中称:初溺于任侠之习,再溺于骑射之习,三溺于辞章之习,四溺于神仙之习,五溺于佛氏之习,正德丙寅始于圣贤之学,会甘泉子于京师,语人曰:“守仁从宦二十年未见此人。”甘泉子语人亦曰:“若水泛观四方,未见此人。”遂相与定交讲学,一宗程氏“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”之指。
钱德洪认为,阳明入圣学经历了三个变化阶段:先生之学凡三变,其为教也亦三变。少之时驰骋于辞章,已而出入于二氏,继乃居夷处困,豁然有得于圣人之旨,是三变而至于道也。
尽管二人在阳明何时真正步入圣学问题上,所持观点有所不同,但“五溺”说与学前三变说,皆真实说明了阳明在入圣学之前生命的艰难历程,说明了阳明良知之学从习染中剥离而出的艰难性。
对于阳明何时真正进入圣贤之学,我们认为应从阳明戊辰(1508年)龙场悟道开始算起。当然我们也不否定湛甘泉“五溺”说中的观点,认为阳明是在丙寅(1506年)后才“一变至道”而归于圣贤之学的,但我们认为丙寅只能是阳明入圣贤之道的一个重要的契机,其本身尚不能认定为是阳明真正坚定不移地步入圣人之道。阳明真正步入内心明觉、大明圣人之道的年代应定为戊辰龙场悟道,这可以从阳明个人的具体论述中找到明确的佐证:(自龙场始)始知圣人之道,吾性自足,向之求理于事物误也。
他还说:吾良知二字,自龙场以后,便已不出此意,只是点此二字不出,与学者言,费却多少辞说,今幸见出此意,一语之下,洞见全体,真是痛快!阳明从早年就崇尚圣学,又经历各种千辛万苦陷溺之磨难,至龙场才大悟圣人之道“吾性自足”。故分析一下阳明在贵州龙场的具体生存处境,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其良知的剥离过程与良知思想真正的原初意义。
武宗正德元年丙寅,阳明因得罪宦官刘瑾,被谪至贵州龙场。正德三年春,阳明三十八岁至贵州龙场,在龙场大悟格物致知之旨,大悟圣人之道“吾性自足”。
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,蛇虺魍魉,蛊毒瘴疠且与当地人语言不通。阳明被黜于此,可以说是摆脱了以往“在世界之中”的关系之拘,独自与恶劣的环境相对。在这一恶劣的环境中,繁华喧嚣的世界离我远去,惟剩下孤独的个人存在与沉默的自然存在。天地自然亘古如此,惟我这一有限的存在与其相对。“在世界之中”之被缚、被役皆远遁,源于“在世界之中”的他、她、它之牵滞亦运遁。虽远遁,我之生命仍然强烈地存在。所以王阳明说:
“得失荣辱皆超脱”,惟觉生死一念尚未化,乃为石墩自誓曰:“吾惟俟命而已!”日夜端居澄默,以求静一;久之胸中洒洒。……因念:“圣人处此,更有何道?”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……始知圣人之道,吾性自足,向之求理于事物误也。
(文/高予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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